春宫电影人

春宫电影人他叫老廖，全名廖南生，八十岁，这辈子只干过一行——放电影。 放的东西有些特殊。用当年坊间更直白的说法，他算个“春宫电影人”。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事。国营电影院还在放《地道战》，但暗地里已经有些东西在悄悄流传。老廖当时是县城电影院的放映员，因为懂技术，会修机器，被几个“有门路”的人找上门来，请他去放一种特殊的片子。所谓的“春宫电影”，其实就是从港台或日本流进来的八毫米拷贝，内容说穿了不过是些男女之事，但在那个连《庐山恋》里一个吻都要争论半年的年代，这些东西就是禁忌的真金。 老廖接活的第一天，拿到的酬劳是他在电影院半年工资的总和。 他没犹豫太久。老婆病着，儿子要上学，口袋里掏不出买药钱的人，没资格跟生活谈道德。他把胶片盒用油布裹紧了，藏在乡下老屋的谷仓底下，周末夜里，就在周边那些交通闭塞、靠山靠水的村子里放。 场地五花八门，废弃的祠堂、打谷场上临时撑起的草棚、甚至连养蚕的土坯房都放过。观众永远是清一色的男人，挤得密不透风，没人说话，只有呼吸声和胶片转动的细微噪音，偶尔有人咳嗽一声，立刻被周围几十道目光瞪回去。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、汗味和石灰墙皮潮湿的气息，混在一起，像某种凝固了的东西压在人胸口上。 老廖记得最清楚的一场，是在一个叫青石沟的山村里。那场放到一半，忽然停电了，整个棚子陷入绝对的黑暗。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人动，甚至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齿轮转动的惯性声慢慢停下来。就那么沉默着，大概过了三四十秒，有个上了年纪的庄稼汉在黑暗里哑着嗓子开了口，说的不是抱怨，不是催促，而是问了一句：“老廖，你说……人这一辈子，跟电影里演的那个，到底是不是一码事？” 没有人笑。所有人都在等老廖的回答。 老廖没回答，他没法回答。他只是摸黑点了一根蜡烛，借着那点抖动的光，重新把胶片挂上了供片齿轮。那一刻他的手很稳，但他心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，像冬天水缸里的冰，无声地裂开一道纹。 很多年以后，当老廖的孙子在互联网上看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内容，曾经漫不经心地翻着手机问他：“爷爷，你们那个年代的人，真的看个那种电影都要偷偷摸摸的？”老廖没有回答，他已经快听不清了，只是坐在藤椅上，看着窗外的晚霞。他脑海里闪过的是那些沉默的男人，那个漆黑的棚子，那根蜡烛燃尽前最后一簇火苗，和在火苗映照下，所有人脸上那种说不清是满足还是更加空虚的神情。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那些年他放的不是春宫电影。他放的是一个时代里，人们不敢说出口的渴望，是他们贫瘠到只剩喘气的日子里，唯一一块能让他们短暂逃离的阴影。 而现在，阴影散了，阳光照进来，照得一切都亮堂堂的，反而是他，有点不知道该把自己藏在哪儿了。 老廖慢慢闭上眼睛。那台八毫米放映机的齿轮声，还在他耳朵深处哗啦哗啦地响着。他叫老廖，全名廖南生，八十岁，这辈子只干过一行——放电影。 放的东西有些特殊。用当年坊间更直白的说法，他算个“春宫电影人”。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事。国营电影院还在放《地道战》，但暗地里已经有些东西在悄悄流传。老廖当时是县城电影院的放映员，因为懂技术，会修机器，被几个“有门路”的人找上门来，请他去放一种特殊的片子。所谓的“春宫电影”，其实就是从港台或日本流进来的八毫米拷贝，内容说